诗五行到底属什么？
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古人怎么看待汉字，以及为什么会把某些字归为某一行。 这个回答其实挺难的，因为古人对于文字的看法没有那么科学的分类体系。 先秦的学者一般认为文本是由文字构成的，比如《荀子》云“故文字者，所以记叙；言语者，所以声气。”（《解蔽》）又云“圣人所以能全其道而美名焉者，非有才能明礼义以接万物、聪耳明目、巧言利语也，必有其质；制其名号，以别异同，使民别细别大，尊卑相悬，然后可以论议。”（《君道》）这里的文字，是记录言语、记载事实的工具。这种观点受到今天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可。
然而这种观念在西汉末年出现了困惑。有人问“书》曰‘仓颉作书’，岂即谓之‘文’，终不然文书二字是一意乎？”（王充《论衡·订鬼》）东汉经学家郑玄为此特地写了《书序》来解释，他说“古之明王，继世而有有道，承祖宗之业，乘历代之功，奉天监命，敬若神明，有书契焉。斯乃谓之文矣。”（《书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传承并不是单纯地依靠文字，而是看这个朝代的统治者是否“有道”“守成”，并且“效法天地”。那么既然“有道”“守成”并且“效法天地”，自然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国家也能治理得有章法，这其实就是“文”了。从这个角度看，文字并不是“文”的本体。
汉唐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文字非文”的观点并为之找到了证据——很多“有名位的”人并不认字。如唐代名将李靖“少好学，贞观中受诏撰《唐太宗文武圣皇帝实录》，时年几及耄耋，手不释卷，虽军戎无闲日，然书卷随事披阅。此盖文武之道备于此老，所谓‘不学而自知者’，岂直所谓‘文’而已哉！”（《旧唐书·李靖传》）宋太祖赵匡胤“少习弓马，文墨不通”（《宋史·太祖本纪》）北宋名臣韩琦“少时未尝学书，公令仁颖（韩琦之子）教之，琦每自谓得书迹甚佳，公但笑而不答。一日，见所书数纸，公阅视喜曰：几可替笔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这些例子举了很多，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一个人是否识文断字并不能决定他的品行和功业，而很多有德行的贤人也是不识字或者识的字很少的。因此汉字就不是“文”的本体了。
不过在这种观念里，似乎又找不到字号的根据了。于是有人另辟蹊径，从声韵的角度来找答案。我们现代的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这个语系的特点就是“音位变化复杂，用音符标记声调”。为了适应这种特点，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发明了用一字标记多音的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在后世越来越难掌握和应用了。于是在语言学界就形成了一种声音体——一种以字为单位的表音符号系统。它利用一个字的一到几个音节标记读音的方式表达了音节和音段的变化，避免了用单字标注时产生的弊端。声音体的优点被许多语言所采用，甚至被载入现代的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中国官方采用的标音符号。
由于声音体是一个标音体系，它的本质是表示音节的，也就是表示语音的，它本身不是文字也不是信息单位。不过，它却为文字和文本赋予了新的含义——文字是声段的标志者。当我们说某一个词某个句子“合乎文法”“合乎韵律”的时候，其潜台词就是在说这个词这个句子符合它们的声音体符号体系。于是，文字不再是记录语言的实体或工具，语言也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单独来源。语言和文字一起，成为了表达思想的载体。文字从此获得了新的属性。